提要：本文所言“天府之国”，专指四川。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一直保持着联系和畅通，从丝路而来的商旅、僧尼、官宦、文士、艺人络绎不绝地在天府之国扎根，而天府之国的富饶物产特别是蜀锦、蜀绣、药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丝绸之路，更为宝贵的是，天府之国吸取丝路文化的各类元素，将其与本地特色融会贯通，开拓创新，然后反哺于大唐长安和河西敦煌等丝路重镇，天府之国成为丝绸之路的支撑点、后花园，储备库，避难所，文化源。从天府之国到帝都长安、河西走廊，再到西域丝路，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经济文化带。不仅如此，天府之国还是中古时代南北*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从西域、河西、长安到建康，往往以天府之国为必经之地。本文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尤其是敦煌吐鲁番文献，从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商贸史等角度全面而科学地论述了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的深层关系，深刻指出丝绸之路虽然以长安为起点，但是这个起点还有很多的支点，而天府之国长期以来就是大唐长安的支点。研究丝绸之路，必须研究这些支点，否则，丝绸之路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向四周延伸扩散，其对周边的影响具有波浪式形态和网络状特征。从天府之国到丝绸之路，本身也是一条丝绸之路、商贸之路、文学之路、艺术之路、宗教之路。
雨中的蜀都大街
二千一百五十年前，一位天才般的蜀中辞赋家司马相如，奉汉武帝之命写下了历史名篇《喻巴蜀檄》，喻告蜀郡太守唐蒙及蜀中广大百姓，其文有云：“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1]由此可见，那时候蜀人已经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它们对以中亚西域为代表的北方丝绸之路已经了然于心了。[2]
北方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长安古属秦地，历史上秦蜀关系非常紧密[3]，尸佼助秦国商鞅变法，商鞅被杀后从秦逃亡于蜀（《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秦相吕不韦被嬴*迁蜀[[4]。自从秦灭蜀后，就不断向蜀地移民，迁蜀者成千上万家，《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夺爵迁蜀四千馀家，家房陵。”[5]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潮，秦方言也渗透到蜀地，与蜀地原有语言接触、融合、同化、替代，秦向蜀的大量移民，一直持续到汉代，终于带来蜀地彻底华夏化，这一方面固然有秦灭蜀后*治、经济、*事一体化的目的，同时也有“书同文”的文化上的要求，唐卢求《成都记·序》说早年秦惠王：“置巴蜀郡，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6]蜀人自然也就改说华夏语而不是蜀语了。这在传世文献中多有记载，《文选》卷四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言秦灭巴蜀之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夏同。”在汉代蜀中学者扬雄所撰的《方言》中，代表蜀地（梁益）的地名并不多见，蜀实际上被秦包括在内。在《方言》中，“秦”这一地名出现了次，有次实际上涵盖“梁益”。所以，在这份汉代中国的方言图谱上，表示蜀地的专有地名“梁益”应当划入秦方言中去，扬雄是蜀人，四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蜀地，他对自己的方言一定非常了解，当时的梁益方言与秦方言非常接近[7]。
从丝绸之路来到天府之国的人气高峰[8]，发生在东汉魏晋之后。从考古资料来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之后，四川地区的墓葬多见胡人俑[9]，从传世文献看，凉州诸国王派遣的西域胡人还参加了诸葛亮的北伐[10]，《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载蜀汉后主刘禅诏：“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11]
成都不仅是沟通北地的重镇，还是沟通南方的桥梁。特别是南北朝后，以成都为中心的益州地区成为南朝长江上游的*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萧梁时期尤巨，这使得成都成为南北*治经济文化的枢纽。我们注意到史书中常常“吴蜀”并提，考《续高僧传》卷二五《释道仙传》：“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直钱数十万贯，既瑰宝填委，贪附弥深，惟恨不多，取验吞海。行贾达於梓州新城郡牛头山。”[12]从丝绸之路到天府之国，实际上是一条国际通道，《册府元龟》卷二三〇《僭伪部交好》：“前凉张骏自称凉州牧，时前赵刘曜僭号，又使人拜骏凉州牧，凉王骏遣参*王隲聘於曜，晋成帝咸和初，惧为曜所逼，使聘于后蜀李雄，修邻好，又使赵石勒遣使拜骏官爵，骏不受，留其使，后惧勒强遣使，称臣於勒，兼贡方物，遣其使归。”[13]又：“蜀李雄僭即帝位，前凉张骏遣使遗雄书，劝去尊号，称藩於晋。雄复书曰：‘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於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凌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贶，情在暗室，有何巳巳，知欲远遵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义，於斯莫大。’骏重其言，使聘相继。”[14]东晋张骏上书于朝，便是借道蜀地以达建康，甚至为了上表的畅通，不惜称藩於李雄，北凉沮渠蒙逊僭位於河西，也常与益州刺史朱龄石相互报聘来往[15]。萧梁的官员常常被派到益州任职，天监十三年（），“以平西将*、荆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镇西将*、益州刺史。”大同三年（），“扬州刺史武陵王纪为安西将*、益州刺史[16]。西魏、北周控制巴蜀之后，巴蜀与两京地区的联系日益加强，隋唐时期尤其密切。远在西域的高昌，与蜀地的关系也源远流长。高昌大凉*权以及高昌国与南朝有朝贡关系，其与南朝的交往常常取道蜀地，吐鲁番古墓的蜀锦，或直接来自蜀地，或在高昌西州仿造，但与蜀地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高昌是北方丝绸之路商旅民族粟特人在新疆东部最集中的地区，这里的粟特商人来往于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之间，他们从广袤的西域，到河西走廊的敦煌/沙洲、瓜州、酒泉/肃州、张掖/甘州以及武威/凉州，再到益州[17]，前行在一条互动互利的*治经济文化交通线上。
从丝绸之路到天府之国的各方人士，来自非常广阔的区域，比如粟特人，除了一部分可能直接来自中亚粟特本土外，还可能来自丝路南道的于阗、且末、若羌、楼兰以及新疆东部的高昌（后来的西州）和甘肃的河西地区[18]。
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沿线的官员也经常交流轮换。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志》告诉了我们这一方面的宝贵信息，安氏家族出自凉州粟特，后迁入长安，但是安伽的父亲安突曾经任眉州刺史，“君讳伽，字大伽，姑藏昌松人……父突建，冠*将*，眉州刺史。”[19]根据学者们考证，安突建担任的应该是西魏的眉州刺史，时间应该在西魏废帝二年（），也就是西魏从萧梁取得蜀地以后[20]。又考员半千《蜀州青城县令达奚君神道碑》（《全唐文》卷一六五）：“（垂拱）二年授高陵县主簿，以旧德起也。属西方不静，北方多难，被奏充金牙道行*司兵，事不获以，遂即戎焉。君设策请拔碎叶、疎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计，谋存于我，功在诸人。”[21]乔师望曾经守安西都护[22]，但在唐显庆年间，任益州都督长史[23]。又检《隋唐嘉话》卷下：“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令，征求无厌，至掠部人卖为奴婢者甚众。武后闻之，使籍其家，惟有书数百卷。后令问资财所在，知皆以济人，于是奇而免之。后为凉州都督，路不拾遗。藩国闻其风，多请朝献。自国家善为凉州者，郭居其最。”这其中最典型的还数岑参（约-），岑参两度出塞，第一次出塞是天宝八载冬至、十载春赴安西，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僚属，第二次出塞是天宝十三载夏秋间至至德二载春在北庭，为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僚属。大约在至德二载春夏间，自北庭东归，在安史之乱平息以前，先后在凤翔、长安、虢州、潼关等地为官，安史之乱平息后，岑参曾入为郎官，大历元年赴蜀，初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杜鸿渐僚属，后转嘉州刺史，秩满罢官后卒於蜀中，岑参在蜀中的写景诗，着力刻画巴山蜀水的奇异，这与他在西域所写边塞诗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24]。
不只是官宦，还有僧尼也从丝绸之路来到天府之国。《宋高僧传》卷九《唐成都府净众寺神会传》：“释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歧，遂为凤翔人也。会至性悬解，明智内发，大璞不耀，时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谒无相大师，利根顿悟，冥契心印，无相叹曰：‘吾道今在汝矣。’”[25]
不只是僧尼，更多的商人也从丝路来到天府之国。《北史》卷八二《儒林下·何妥》：“何妥，字栖风，西城（域）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26]此处的“金帛”实际上是具有中亚风格的金器和丝绸[27]。何稠是粟特人，故乡在昭武九姓何国（屈霜你迦，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儿干城西），可见从西域到天府，本身也是一条商贸之路。
在唐代，从长安入蜀者，从帝王到百官，从文人到雅士，更是司空见惯。最典型的就是李白，李白成长于天府之国，这一点古今无异义，但李白是从哪里来的？陈寅恪认为来自丝绸之路的西域：“太白由西域迁居蜀汉之时，七年至少已五岁矣。是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也。又考李序‘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及范碑‘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之语，则是太白至中国后方改姓李也。其父之所以名客者，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其实非自称之本名也，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於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28]
一、从天府之国到丝绸之路，本身也是一条丝绸之路
古代巴蜀是丝绸的发源地之一，无论是传说还是信史，都记载天府之国与丝绸紧密相连。这从“蜀”之得名、蜀国第一代先祖“蚕丛”之得名以及嫘祖这位蜀地蚕茧织丝发明者的美丽传说均可以看出。三星堆月亮湾遗址、成都十二桥和指挥街遗址均出土了陶石纺轮，说明蜀地纺织技术历史悠久[29]。早在商周时代，巴蜀丝绸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商代晚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五齿花冠，身着黻黼锦衣，说明青铜时代蜀地就已出现锦衣丝绣，这是后来蜀锦蜀绣的前身[30]，西周前期，渭水上游宝鸡附近分布着一支鱼氏族类，是古蜀文化沿嘉陵江向北发展的一支，原是古蜀国在渭水上游的拓殖点，其墓葬内发现丝织品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不但有斜纹显花，菱形图案的罗绮，还有用辫绣针法织成的刺绣[31]。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第一层就绘有弋射、采桑图，新都、彭州、郫都区等地汉墓出土有汉代“桑园”画像砖，说明汉代蜀地的桑蚕种植极为繁盛。从秦汉三国时代起，蜀锦成为蜀地蜀国重要的经济收入。
蜀锦是西域国际商贸输往西方的主要中国丝织品，汉代以降，从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丝绸中，巴蜀丝绸是大宗[32]。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的大批织锦都是蜀锦，年10月26日，在中国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中日尼雅考察队发掘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双人合葬墓(尼雅古墓群8号墓),发现蜀地织锦护臂，长18.5厘米，宽12.5厘米，该锦为长方形，圆角、绢缘、缀带，为五重平纹经锦，经密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采用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制作，以宝蓝、绛红、草绿、明*和白色等五组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孔雀、仙鹤、辟邪和虎纹。其花纹之间贯穿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此蜀锦采用的五色皆为秦汉以来发展广泛的植物染料所得。该锦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
蜀锦是“锦绫”，“绫”是薄而有花纹和光泽的丝织品。“锦绫”即“锦绣缎”，“缎”是在砧石上捶打，使之光滑挺拔，故谓之缎。缎是蜀丝绸文明的特色产物。年首次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2号汉墓出土四架木制织机模型实物和14个漆木彩绘纺织工匠俑。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也是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的表现蜀锦织机作坊生产过程的实物。该织机采用的是“高楼双峙”技术，织造的绫经纬密度很大[33]。魏唐期间，史料中的“绫”是斜纹暗花丝织物的通称，既包括平纹地上以斜纹显花的暗花丝织物，也包括斜纹地上以斜纹显花的暗花丝织物。前者在现代考古学上被称为绮，其经纬丝线同色，通过花部和地部的组织不同进行显花。绫是指用同色经纬丝线织成的一种斜纹地上起斜纹花的织物，通过组织枚数、斜向、浮面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要素的不同来显花。值得注意的是，“绫”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使用相当广泛，常用于制作服饰和日常用品，绫还大量用于制作寺院法器和用品，以及作为财礼、吊礼、贺礼和社邑成员身亡纳赠的物品，“绫”作为唐代中央*府租税的一部分，广泛流通到敦煌吐鲁番地区。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号墓出土了保存较为完好的暗花织物8件，其中7件是平纹地上以四枚斜纹起花的丝织物，1件是平纹地上以6枚斜纹起花的丝织物（绮）。72TAM:61的出土文物是紫色楼堞立人对凤纹绮，出土时位于孝姿上身。衣物疏中除“紫绫褶二枚”外没有其他紫色织物的名称，故这些绮残片本应属于‘紫绫褶’，也就是文书中所说的紫绫，它在1/1平纹地上以1/3左右斜纹显花，图案的主要骨架是两排对称的以三层卷云纹叠成的S型楼堞纹，在楼堞之外是对龙纹，楼堞之内各站立有一个立人。编号72TAM:99a的出土文物是一件裙子的主要面料，很可能就是衣物疏中的“*绫裙”。其组织为1/1平纹上以3/1右斜纹显花，图案以正六边形的联珠或直线作骨架，在六边形的骨架中置以龟背、朵花等其他几何花纹。编号72TAM:25的出土文物是一件*色联珠石柱纹绮，组织为1/1平纹地上以3/1左右斜纹显花。图案为长方形的框架内连续排列多处联珠，与楼堞图案中作为柱子的部分十分接近，也与唐代初期团窠双珠对龙纹绮中间的石柱十分接近。此绮很有可能就是孝姿衣物疏中提到的石柱小绫[34]。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一件唐代蜀产白色折调细绫（编号：72TAM:16），长25cm,宽4.5cm，1/1平纹地上以3/1左斜纹显花，图案为团窠双珠对龙，上有墨书题记两行：“景云元年折调细绫一匹，双流县以同官主火愉。”[35]双流县是四川成都的郊县，此绫产自四川无疑[36]。“绫”广泛见于吐鲁番文献中，73TAM：25《高昌延昌三十一年（）缺名随葬衣物疏》（1-）[37]：“紫绫褶一领，々带具，纟＋*绫裙＋巾一腰，々带具。”66TAM48：3《高昌义和四年（）六月缺名随葬衣物疏》（1-）：“褶绫绮襦一具，白绫裙＋巾褶一具。”67TAM84：20《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2-2）：“所藏糸＋麦（绫）十三匹，一百廿一[文]。”60TAM：10《高昌延昌三十二年（）缺名随葬衣物疏》（1-）：“绢万疋。百绫百匹，细布百匹，细畳百匹，百淩裙褶一具，井淩（绫）裙褶一具。”73TAM：34（b)《高昌章和五年（）令狐孝忠妻随葬衣物疏》（1-）：“细锦百张，褶祾（绫）三具。”64TAM31：12《高昌重光元年（）信女某甲随葬衣物疏》（1-）：“钗结一具，*陵（绫）君＋口（上下结构）＋半（左右结构）、紫陵（绫）褶—日＋巾一具，大小练衫一具。”64TAM24：29《唐麦+玉连、武通家书》（2-）：“间[有]白陵（绫）五尺，用作阿妇信。”考《正字通·糸部》：“绫，织素为文者曰绮；光如镜面有花卉状者曰绫。”[38]
蜀地流行于丝绸之路的丝织物还不止于此，比较典型的还有：
半臂。大谷《物价文书》：“益州半臂段壹，上直钱肆伯五拾文，次肆伯文，下叁伯五十文。”[39]“半臂”又称半袖，一种无领或直领、翻领、对襟或套头的短外衣，最大特点是袖长及肘，身长齐腰，左右襟侧各缀有系带以便打结。“半臂”是由魏晉时代的上襦发展而来，男女均用。64TAM29：44之四《唐咸亨三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3-）：“帛布衫一领，帛绸绫半臂一要＋月。”《绮谈市语·服饰门》：“背心，半臂。”唐刘禹锡《为京兆韦尹降诞日进衣状》：“吴绫汗衫一领，白花罗半臂一领。”宋王谠《唐语林》卷二：“及式衣襖子半臂，曳机危坐。”考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三“马褂、缺襟袍、战裙”条：“既曰半臂，则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马褂；其无袖者，乃谓之背子耳。”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半臂加于襦外，款式为直领、对襟，两袖仅及人臂之半。穿著时底摆或掩于裙腰内，或围于裙腰外，左右襟侧相对各缀系带，以便著后合襟打结。唐代半臂大抵以锦为料，非平常人家妇女所能服用[40]。
小练。天府之国还生产小练。大谷《物价文书》“帛练行”：“梓州小练壹匹，上直钱叁伯玖拾文，次叁伯捌拾文，下叁伯柒拾文。”“小”相对于“中”、“大”而言，指幅面相对较小的练[41]。73TAM：4/15《唐丘忱等领充料钱物抄》（4-）：“小练陆疋，捌疋，同前月日付。”
蜀衫。OR./M.Tagh.《唐衣物帐》残片（沙2-）：“蜀衫四领。”蜀衫是春衣的一种，北方丝绸之路上的春衣包括蜀衫、汗衫、裈、袴奴、半臂、幞头、鞋、袜等[42]。
绯红锦。72TAM：9《高昌章和十三年（）孝姿随葬衣物疏》（1-）：“故绫被辱四枚，故绯红锦鸡鸣枕一枚，故波斯锦十张。”“绯红锦”可能是蜀锦[43]。
二、从天府之国到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之路
自都江堰建成以来，蜀地因“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而成为天府之国，在唐代，天府之国还是帝王将相和文人学士的避难所[44]，唐以长安为都城，以成都为南京，每逢遭遇乱世，往往避难蜀地，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才和先进的文化，极大的促进了蜀地的文化繁荣[45]。唐玄宗、唐僖宗两次避乱入蜀，蜀地成为唐王朝的临时首府[46]，“唐之衣冠氏族多避难在蜀”[47]。五代中原动乱，农民起义未波及巴蜀，尤其是前蜀和后蜀，因偏居西南，比较安定，文化的发展蔚为壮观，两蜀时期文学最典型的是韦庄的《秦妇吟》，此诗不见于今本《浣花集》，但是在敦煌石室多有写本，计有斯、斯、斯、斯、伯、伯、伯、伯、伯等，伯署名“天复五年（）”，斯署名“贞明五年（）”，伯署“显德四年（）”，斯署名“贞明六年（）”，这些写卷都成于唐末五代两蜀时期，检《新五代史》卷六三《王建传》载王建随唐僖宗入蜀，文德元年（）“分邛、蜀、黎、雅为永平*，拜建节度使”[48]，而韦庄入蜀，根据王国维的考证，可能在乾宁三年丙辰（）与光化元年戊午（）之间，其仕王建则在光化四年辛酉（）[49]，韦庄《秦妇吟》之传入敦煌，颇有由四川传去的可能[50]。而敦煌文献斯《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此诗与《全唐诗》卷八二六贯休《长持经僧》一首无论在内容、情调、词汇均有类似相通之处，实乃贯休所作，检《全唐诗》卷八二六“贯休”：“天复中入益州，王建礼遇之，署号禅月大师，或呼为得得来和尚，终于蜀，年八十一。”[51]贯休诗见于敦煌文献，足见蜀地文学与敦煌的密切交流[52]。又有欧阳炯，此人乃四川华阳人，《花间集序》言：“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觞则穆王心碎。”敦煌写本中与其有关的作品有伯《菩萨蛮》一首，还有《云谣曲子词》，此亦足见敦煌与西蜀的关系。伯《维摩诘经讲经文》题：“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何时得到乡地去。”[53]这篇讲经文之韵脚中，“染”是闭口韵，“浅”“转”是开口韵，此与蜀地词人苏轼《渔家傲·赠曹光州》之以“染”“点”“箭”“厌”“贬”相押吻合。广*是后蜀孟昶年号，广*十年为五代晋天福十二年，即公元年。这件文书可能是西川所写，然后流传到敦煌。龙晦曾经将斯《维摩诘经讲经文》中的方音“嫔”“真”“尊”与“斟”相押，同胡曾《戏妻族语音不正》“呼十却为石，唤真将作针，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相比较，发现均为-m韵尾与-n韵尾相押[54]，虽然-m韵尾与-n韵尾相押，并不只是蜀地特有的语音现象[55]，其在敦煌吐鲁番等地的西北方音里也有，但是至少说明两地方音的靠近。今检*休复《茅亭客话》卷四“勾生”载：“益州大圣慈寺，开元中兴创，周围廊庑，皆累朝名画，冠于坤维，东廊有维摩居士堂，盖有唐李洪度所画，其笔绝妙。”[56]两蜀时期石恪绘有《文殊诣维摩问疾图》，原作为水墨画，张于大足慧因寺，于宋绍兴四年()摹刻于大足号石窟。他作的维摩“戴头巾，双腮和下颏有浓髯”，与唐代敦煌壁画相符，这说明他受了敦煌壁画的影响。北图藏冬62为西川善兴寺西法院主贻曹元忠《维摩诘所说经》，纸背题：“大周广顺八年七月十一日，西川善兴大寺西法院主大师往西天取经，流与郡主大传。”这说明西川佛教界一直重视《维摩诘经》，到西天取经，也把它带到敦煌，作为献礼，上奉给当时敦煌的最高地方长官，并盼望他大传，可见《维摩诘经讲经文》确有产生于四川的可能，四川僧人往西天取经和刘宋法献一样，是取道敦煌，由北路去的[57]。又检伯《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署名“成都大慈寺沙门藏川述”，可见两蜀时期藏川所述之经传世之后已散流到敦煌。
蜀地的文学，又反过来对长安产生影响。伏俊琏指出：“变文与蜀地关系最为密切。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的材料，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转变’(转唱变文)就已在蜀地民间广为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就以从蜀地带回的‘转变’作为娱乐的形式之一。现存唐诗中关于‘转变’的作品，几乎都和蜀地、蜀女有关”[58]。这中间最典型的就是有关王昭君的“转变”。王建《观蛮妓》诗：“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59]唐末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将蜀女讲唱的昭君故事记为“转《昭君变》”，并记载了说唱女艺人的表演:“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60]伯2《王昭君变文》（拟）提供了相应的文本，其中说道：“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61]提到讲唱昭君故事时，李贺《许公子郑姬歌》:“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商破碧云。”演唱者用的画图是“蜀纸”制成的，说明其传自蜀地。这些诗中所写的王昭君变文，恰好还保存在敦煌遗书中。说明敦煌变文的代表《王昭君变文》就是由蜀地传入敦煌，再经过敦煌艺人的改写[62]。李贺诗曾经提及“长翻蜀纸”，李远诗言及“抱变”，吉师老诗言“画卷”，说明讲唱昭君故事时配有图画[63]。
此外，在《茅亭客话》卷四“李聋僧”里还谈到李聋行坐念《后土夫人变》：“伪蜀广都县三圣院僧辞远，姓李氏，薄有文学，多记诵。其师曰思凿，愚夫也。辞远多鄙其师云：‘可惜辞远作此僧弟子。’行坐念《后土夫人变》，师止之愈甚，全无资礼。或一日大叫转变次，空中有人掌其耳，遂聩。二十余年，至圣朝开宝中，住成都义井院，有檀越请转藏经，邻坐僧窃视之，卷帙不类，乃《南化真经》尔。”[64]后土夫人是道教崇奉的神灵，唐人有《后土夫人传》，言及高骈奉祀后土夫人，高骈也镇过成都，这说明四川不但有世俗文学《昭君变》，还有道教文学《后土夫人变》，同时，这也说明“转变”与佛教和道教有关[65]。
成都的讲唱非常发达，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大同年间观音造像，龛座有四幅石刻造像。其中就有类似讲唱乐伎的浮雕[66]。贯休诗《蜀王入大慈寺听讲》诗记载:“玉节金珂响似雷，水晶宫殿步裴回。只缘支遁谈经妙，所以许询都讲来。帝释镜中遥仰止，魔*殿上动崔嵬。……木铎声中天降福，景星光里地无灾。百千民拥听经座，始见重天社稷才。”这正是对蜀主王建与百姓共同欣赏讲唱的生动记载。
蜀地在唐代创作变文和抄写变文，早年向达已有感受[67]。陈祚龙指出在敦煌卷册中，可以发现一些足资解说与佐证赵宋以前敦煌成都间的交通路线的消息。说明中世四川文化迳向西北推展的情景之一斑。现在敦煌卷册中，原系出于巴蜀的印本，或经当地的仕女依据巴蜀的印本、随行传抄的写本文献[68]。梅维恒指出：“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四川北部这几个地区，它们组成了我将要提到的一个文化‘流域’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众多的敦煌文书中得出的。”[69]
三、从天府之国到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艺术之路
卢求《成都记·序》言蜀地“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70]自公元年王建建立前蜀*权，至公元年宋平定后蜀，前后蜀时期蜀地社会稳定，乐舞、赏游之风盛行。西域文明在巴蜀地区汇集，通过诗歌、宫廷乐舞、变文、说唱等文学艺术形式传播开来[71]。“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惟宫苑是务，惟宴游是好”[72]。前蜀王建统治初期，任用唐代文豪韦庄为相，制定了“开国制度、号令、行*、礼乐”[73]，其中专设了为宫廷教习和管理演出的机构—教坊，仿唐教坊设置。韦庄《秦妇吟》一诗对此有所记录。韦庄两次入蜀，最后定居蜀中，留下了对蜀中社会文化的记载，有不少诗歌描写了当时沿丝路传入蜀中的宫廷乐舞。花蕊夫人也有宫词曰:“离宫别院绕宫城，金版轻敲合凤笙。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常有按歌声。”“舞头皆著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每日内庭闻教队，乐声飞出到龙墀。”[74]由此可知唐代宫廷雅乐的演出形式及音乐舞曲，已经传到五代时期的天府之国。[75]
从京城长安到天府之国，两地的文化影响是相互的，成都也给长安带去了艺术新风。《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十二》载:“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用*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76]唐贞元十六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将成都完成的《南诏奉圣乐》，送到长安，唐德宗在麟德殿亲自观看后，即令太常府演习，“自是殿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77]。《南诏奉圣乐》成为中唐以后坐部乐和立部乐的重要节目，常共演共舞。
唐代巴蜀宫廷乐舞之盛行[78]，五代成都宫廷乐舞之繁荣，其实吸收融合了西域乐舞之精华，所以在声乐、器乐、百戏、歌舞方面均大放异彩[79]。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墓给我们提供了唐五代时期巴蜀乐舞与西域紧密联系的证据。墓室棺壁上的二十四伎乐石刻图像，从棺座西面左侧图像排列顺序起:第一伎、第二十一伎是源于龟兹乐的羯鼓；第二伎所击铜钹，是印度乐器，第六伎弹箜篌，亦为西域乐器，第七伎、第十九伎吹筚篥，乃一种胡笳，第十四伎弹琵琶，乃龟兹乐。此外，第二十伎拍板、第二十二伎摇鼗击鸡娄鼓，这些乐器亦来自西域。
五代时期，巴蜀流行的西域舞蹈还有来自西域或河西的回鹘舞蹈[80]。如同花蕊夫人《宫词》所写:“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蛮腰。”据《资治通鉴》记载:“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后宫迎于七里亭。蜀主入妃嫔中作《回鹘队》入宫。”胡三省注：“效回鹘曳队以入宫。[81]
任半塘把唐五代成都地区的乐舞评价为“蜀戏冠天下”，并指出，“天下所无蜀中有，天下所有蜀中精”[82]。这时的“蜀戏”，既有乐舞表演，又有故事、道白等戏曲成分，其创作者和表演者有的乃是自长安或丝路入蜀者，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懿宗咸通年间太常第一部的张小子，善引箜篌，“弹弄冠于今古，今在西蜀”[83]。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记载弹琵琶的乐工石潨，号称石司马，“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校数员饮酒作欢，石以胡琴擅场，在坐非知音者，喧哗语笑，殊不倾听。乃扑槽而诟曰：‘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蒙我听，何其苦哉！’”[84]。我们认为这名石姓乐工可能是一名粟特人。
石姓粟特人不仅能歌，而且善舞，他们歌舞都对蜀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舞蹈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柘枝舞”，此舞原是中亚一带的民间舞，从中亚石国传入中原，检斯《维摩诘经讲经文》：“贪在王宫取意为，花荫柳影从嫔妃。紫云楼上排丝竹，白玉庭前舞《柘枝》。”《柘枝》是盛唐教坊大曲[85]，大约在唐僖宗入蜀避难时传入蜀中。王建在《宫词》中描写了“柘枝舞”:“玉箫改调筝移柱，催换红罗绣舞筵。未戴柘枝花帽子，两行宫监在帘前。”这可能是“柘枝舞”的“改进版”，蜀中“柘枝舞”以箫和筝起乐，保留了蜀地轻柔舒缓的传统乐舞形式，又具健朗明快风格，成为唐代“软舞”的传承地。有关唐五代至宋朝在巴蜀地区流行的西域音乐舞蹈形态，还可以从后蜀孟知祥墓等五代十国时期君主的墓葬、中江文馆所藏唐代琵琶乐伎、南宋安丙家族墓的乐伎石刻、壁画中看出[86]。
四、从天府之国到丝绸之路，是一条宗教之路
唐宋时期天府之国不乏祆教的“身影”，这是丝绸之路商旅民族粟特人的宗教[87]，证明粟特人有迁居到蜀地者[88]。粟特商人也是中古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对外丝绸贸易的主要担当者之一[89]。陈寅恪先生指出：“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怪也。”[90]“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地。”[91]萧梁时期是巴蜀粟特人最为活跃的时期，而祆教的故土波斯与南朝的交往也出现在萧梁时期，特别是梁武帝时期，《南史》卷七九《波斯传》、《梁书》卷三《武帝纪》可证，波斯使者进入南朝的路径，陆路经西域、河南道入益州，再沿江东下至建康，这从题为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残卷“波斯国”条题记引释道安《西域诸国志》残文也可以看出[92]。
祆教入蜀，必然随之带来祆教文化，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穆护歌”条载：“苏阴和尚作《穆护歌》，又地理风水家亦有《穆护歌》，皆以六言为句而用侧韵。”[93]“穆护歌”为祆教赛神曲[94]，苏阴，*庭坚作“苏人+奚”，“知苏人+奚嘉州人，故作此歌学巴人曲[95]。”此人可能是出自萨珊波斯王朝祆教豪族Sūrēn部族[96]，此时已改信佛教，所以称为和尚，可见粟特人在保留和传播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有的已经逐步华化[97]。又检宋*休复《茅亭客话》卷二“李四郎”条：“李四郎，名王+玄，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王+玄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尝得耳珠先生与青城南六郎书一纸，论淮南王炼秋石之法。”[98]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四“斥李珣”条：“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鹗者，锦城烟月之士，与李生常为善友。遽因戏遂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重武强，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深恐熏来也不香。”[99]清彭遵泗《蜀牧》卷十七“著作”：“梓州李珣有诗名，其先波斯人，事蜀主衍，妹为衍昭仪，亦能词，有‘鸳鸯瓦上忽然声’句。珣秀才预宾贡，国亡不仕，有感慨之音。”[]李珣著有《琼瑶集》，这位李珣已经华化，颇有儒道风范，但此人精于医药且经营香药生意，撰有《海药本草》，把本族的医药技术发扬光大，而这正是波斯商人和与之同族的粟特商人的优良传统，这从吐鲁番出土交河郡市估案可以看出。历史上，波斯国在萨珊王朝（-）时期，其医学极为发达，公元3-8世纪波斯是中东地区的医学中心[]。李珣所撰《海药本草》以记载外来药物为主，对中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已亡佚，但李时珍本草纲目多引之。[]
在宗教方面，丝绸之路对天府之国影响最大的还是佛教。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年出土于四川邛崃的唐代龙兴寺毗沙门天王单体石刻像，充分证明其受敦煌壁画中的毗沙门天王的影响，而后者又继承了于阗的西域风格[]。从西域到凉州，僧侣们都喜欢来到天府之国修行，并成为一代高僧，比如释贤护，《高僧传》卷十一《习禅》“晋广汉阎兴寺释贤护”：“释贤护。姓孙。凉州人。来止广汉阎兴寺。常习禅定为业。又善于律行，纤毫无犯。以晋隆安五年卒。临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满寺内。遗言使烧身。弟子行之。既而支节都尽。唯一指不然。因埋之塔下。”[]又有释道法，《高僧传》卷十一《习禅》“宋成都释道法”：“释道法。姓曹。燉煌人。弃家入道。专精禅业。亦时行神呪。后游成都。至王休之、费铿之，请为兴乐、香积二寺主。训众有法。常行分卫，不受别请及僧食。乞食所得。常减其分以施虫鸟。每夕辄脱衣露坐，以饴蚊虻，如此者累年。后入定，见弥勒放齐中光，照三途果报。于是深加笃励，常坐不卧。元徽二年于定中灭度。平坐绳床，貌悦恒日。”[]又有“释法绪”，《高僧传》卷十一《习禅》“晋蜀山石室山释法绪”：“释法绪。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谨，蔬食修禅。后入蜀，于刘师冢间头陀山谷。虎兕不伤。诵《法华》《维摩》《金光明》。常处石室中，且禅且诵。盛夏于室中舍命。七日不臭。尸左侧有香。经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彻数里。村人即于尸上为起冢塔焉。”[]不仅如此，刘宋中叶法献由巴蜀至于阗取经，北魏西行求法之智猛，长住凉州，后入蜀传授禅学，元嘉末寂於成都[]，所以刘宋蜀中禅法之盛，本与北凉有关。
从梁朝以来，成都就是中国的佛教中心之一。西域高昌国等与南朝梁的交通，往往是通过成都。从天府之国北上的高僧在史书上不乏记载，最典型的就是玄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载：“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初，炀帝於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徵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景、脱、基、暹为其称首。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法师乃启兄曰：‘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兄从之。又与经子午谷（“子午谷”，《续高僧传·玄奘传》作“剑阁”）入汉川。遂逢空、景二法师，皆道场之大德，相见悲喜。停月余，日从之受学，仍相与进向成都（《玄奘法师行状》作“向成都，途次恒执经随问，北至益州，《摄论》《毘昙》各得一徧。”）。诸德既萃，大建法筵，於是更听基、暹《摄论》《毘昙》及震法师《迦延》，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法师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吴、蜀、荆、楚无不知闻，其想望风徽，亦犹古人之钦李、郭矣。法师兄因住成都空慧寺。亦风神朗俊，体状魁杰，有类于父。好内、外学，凡讲《涅槃经》《摄大乘论》《阿毘昙》，兼通《书》《传》，尤善《老》《庄》，为蜀人所慕，总管酂公特所钦重。至于属词谈吐，蕴藉风流，接物诱凡，无愧於弟。若其亭亭独秀，不杂埃尘，游八紘，穷玄理，廓宇宙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匡振阜+贵纲（《高丽本》《碛沙本》皆作“颓纲”），包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对万乘而节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也。然昆季二人懿业清规，芳声雅质，虽庐山兄弟无得加焉。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一徧斯得。益部经论研综既穷（《续高僧传·玄奘传》作“师欲从沙门道深将捐巴蜀”），更思入京询问殊旨。”[]由此可见，天府之国是隋末动乱后长安一流高僧的避难所，唐帝国建立后，蜀地的佛学依然胜过长安，玄奘正是在成都深造，并于成都受具，为最终踏上丝绸之路赴西天取经奠定了基础。
敦煌与两蜀在汉译佛典交流方面最为密切的是印刷术。敦煌卷子中有不少佛经方面的四川的印刷本，或虽不是印刷本，而与四川印刷密切相关。[]斯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为：“西川过家珍印本，时天复五年岁次乙丑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又检斯5《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西川过家真本，天复二年乙丑十二月廿日，八十二老人手写流传。”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天祐三年丙寅二月二日，八十三岁老人手自刺血书之。”又伯亦题有“西川过家真印本”，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西川过家真印本。”“天祐三年丙寅二月三日八十三岁老人刺左手中指出血，以香墨写此引经流传信心人，一无所愿，本性实空，无有愿乐。”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西川戈(过)家印本。”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跋云：“布衣翟奉达依西川印出本内，抄得分数及其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别也。”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西川过家真印本”“大晋天福八年学仕郎阴彦清写。”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西川过家真印本。”这些印刷品印成于公元年至年间，均在文德元年()王建在蜀拜永平*节度使之后，故均可视为西蜀文化远被于敦煌，敦煌文化有四川成分的见证[]。
蜀地与敦煌和西域的文化交流还不止于此，四川大足的民间石刻作品与敦煌千佛洞民间壁画之间有很强的相似性[]。《宋史》卷四九○《高昌传》记载十世纪晚期北宋使者王延德到回鹘高昌的出使报告：“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可见当时回鹘高昌的佛教蓬勃发展，而报告中所言《大藏经》，应是世界上首批《大藏经》，宋太祖开宝四年（）开始编纂刻印，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完成，历时十二年，计帙，入经1部，卷，这种官刻本被称为开宝藏。这部经典是在四川雕造的，所以又被称为“蜀本大藏经”[]，王延德到高昌是在公元年，说明“开宝藏”尚未在四川最后竣工，就已经在高昌流传了[]，古代西域与丝路同天府之国的文化交流之密切和快捷，如此可见一斑。又据日本僧人宗睿《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右录书等，非惟法门，世者所要也。”所以，报告中所言《唐韵》《玉篇》也有可能印自四川。
五、从天府之国到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之路
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也是一条互动的商贸之路，“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蜀地出产丰富，从秦时就为北方提供资源，特别是丝绸、药材和马匹，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货物。王培荀《听雨楼随笔》载：“郫县孙瘦石曾得波斯马，四蹄如鸡爪，腹下有鳞，形状诡异。”[]
蜀柒。即蜀漆，落叶灌木常山的苗，根可药用。大谷《物价文书》（图版23）：“蜀柒壹小两，上直钱叁文，次贰文，下壹文。”“蜀柒”又见大谷[]。
郁金香。大谷4号《药方书》断片：“姜*、浅根、甘草，各等分、并消灭行药能成大吉祥雄*、茵芋、豆郁金香、婆诃羊声香一本云用毕钵，右各等分羊并此得差此名单香附子、肥多罗、郁”这件文书中提到“郁金香”“毕钵”，这些药材有的诚然来自丝路沿线国家，考《周书》卷五十《异域下》言波斯出产：“薰六、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等物。”[]但蜀地也产郁金香，《唐新修本草》卷九《草部中品之下》：“郁金，味辛，苦、寒，无*。”注云：“生蜀地及西戎……胡人谓之马艹+述。”[]可见，“郁金”的原产地在印度、波斯一带，后来移植到天府之国等西南地区[]。
石蜜。一种糖，可以食用和药用（治疗眼病）。73TAM：2/5《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一）》（1-）：“买香八百斤，石蜜卅[一]斤。”73TAM：4/43《唐人写疗眼方》（4-）：“一铢，白石蜜一铢，甲伤少多已上三色研，决明子十颗。[眼]上运忌冷水，忌光，忌酢，忌酪。”大谷《物价文书》（图版24）：“生石蜜壹两，上直钱叁拾文。”诚然，石蜜产于天竺、波斯等地[]，但天府之国也产石蜜，我们检《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六》载眉州通义郡、土贡即有“石蜜”[]，《新修本草》卷十七《果部》：“石蜜，味甘，寒，无*……出益州及西戎，煎炼沙糖为之，可作饼块，*白色。”注云：“云用水牛乳、米粉合煎，乃得成块，西戎来者佳。近江左亦有，殆胜於蜀者。”[]由于制作石蜜的基本原料是砂糖，所以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南方也生产石蜜，且质量不断提高，有的甚至“色味逾於西域所出者”。[]
犀角。大谷《物价文书》（图版15）：“犀角壹小两，上直钱玖文，次捌文。”宋苏颂《本草图经》：“犀角，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为上，黔蜀者次之。”据此，则犀角主要出自南海地区和天府之国。
独活、羌活。药材名，羽状复叶。花五瓣白色，根可入药，有镇痛、发汗、利尿的功效，古代以羌族地区生产者为最佳，所以又名羌活。传说此草得风不摇，无风自动，又叫独摇草。大谷《物价文书》（《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图版22，录文第21页）：“兔丝子壹小亭歴子壹小两，上□床子壹小两，上直钱叁文薏苡人壹小两，上直钱叁文萎艹＋麦＋王壹小两，上直钱叁文，次贰山壹小两，上直钱肆文独活壹小两，上直羌活壹葶”《太平御览》卷引《本草经》：“独活一名护羌使者，味苦平，生益州。久服轻身。”《本草纲目十三·草之二·独活》：“独活，羌活乃一类二种，以他地者为独活，西羌者为羌活。苏颂所说颇明。”（点校本第页）又：“弘景曰：‘一茎直上，不为风摇，故曰独活，’”（点校本第页）“羌活”是典型的四川和西南地区的药材，检《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六》（北京：中华书局，年，第4-7页）载茂州通化郡、松州交川郡、当州江源郡、静州静川郡、柘州蓬山郡、恭州恭化郡土贡，即有“羌活”，其产地主要在今天的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内。
天门冬。百合科，多年生攀援草本，入药，润肺止咳，养阴生津。大谷《物价文书》（《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图版15，录文第21页）：“天门冬壹小两，上直钱伍文”天门冬产于蜀地，《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六》载遂州遂宁郡：“土贡：木+雩蒲绫、丝布、天门冬。”[]
石碌、空青。大谷《物价文书》（《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图版17，录文第9页）：“朱沙壹两，上直钱壹伯伍拾文，次壹伯肆石碌壹两，上直钱拾文。次捌文空青壹两，上直钱捌拾文，次柒拾文铜碌壹两，上直”“石碌”即石绿，又名绿青，味酸，寒，无*[]；“空青”即孔雀石的一种，又名杨梅青。产于川赣等地。随铜矿生成，球形、中空，翠绿色。可作绘画颜料和染料，亦可入药。唐冯贽《云仙杂记·石绿镜台》：“张燕公有石绿镜台，得自明川道士，玄宗闻其有异，取以精炭十车，烧之不变，乃已。”唐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峰攒石绿点，柳惹麴尘丝。”《隋书》卷十《礼仪志五》：“其下施重層，以空青雕鏤爲龍鳳象。”《本草纲目·石四·空青》﹝集解﹞引汉刘向《别录》：“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巂山有銅處，銅精熏則生空青，其腹中空。三月中采，亦无时，能化铜铁铅锡作金。”又：“時珍曰︰張果《玉洞要訣》云︰空青似楊梅，受赤金之精，甲乙陰靈之氣，近泉而生，久而含潤。新從坎中出，鑽破，中有水，久即干，如珠，金星燦燦。《庚辛玉冊》云︰空青，陰石也。產上饒，似鐘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采。次出蜀嚴道及北代山，生金坎中，生生不已，故青為之丹。有如拳大及卵形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效。出銅坑者亦佳，堪畫。又有楊梅青、石青，皆是一體，而氣有精粗。點化以曾青為上，空青次之，楊梅青又次之。《造化指南》云︰銅得紫陽之氣而生綠，綠二百年而生石綠，銅始生其中焉。曾、空二青，則石綠之得道者，均謂之礦。又二百年得青陽之氣，化為鍮石。觀此諸說，則空青有金坑、銅坑二種，或大如拳卵，小如豆粒，或成片塊，或若楊梅，雖有精粗之異，皆以有漿為上，不空，無漿者為下也。方家以藥涂銅物生青，刮下偽作空青者，終是銅青，非石綠之得道者也。”[]李锦绣指出：“据《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益州附近之蜀州、汉州，皆贡红蓝，据《太平寰宇记》卷八八、八七、八三，知剑南泸州土产石青、石绿；道州土产紫葛根、绵州土产绯红，梓州土产空青、会青、石绿、红花。这些染料，为益州染丝帛提供了物质条件。”[]
结语
我们通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尤其是敦煌吐鲁番文献，从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商贸史等角度全面而科学地论述了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的深层关系，深刻指出丝绸之路虽然以长安为起点，但是这个起点还有很多的支点，而天府之国长期以来就是大唐长安的支点。研究丝绸之路，必须研究这些支点，否则，丝绸之路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向四周延伸扩散，其对周边的影响具有波浪式形态和网络状特征。从天府之国到丝绸之路，本身也是一条丝绸之路、商贸之路、文学之路、艺术之路、宗教之路。
原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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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先生，1年生，四川仪陇人，西南民族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语言学最高奖—“王力语言学奖”获得者、国家民委首届领*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1项、重点1项、一般1项、青年1项）及省部级项目共14项,在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12部，在《新华文摘》《中国语文》《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海内外刊物发表论文篇（其中C刊50余篇）。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
长按